“匠人”李元魁:我与足球相伴76载终了

一岁年龄一岁心,一程经历一修行。87载人生,76年足球相伴,丈量大地,博闻强识,侃侃而谈,最重要的还是那句口头禅:“说老实线日下午,说了一辈子老实话的李元魁阖然而逝。

2021年6月16日一早,李元魁出席了生前最后一次社会活动,上一次还是2018年8月和沈福儒、蔺新江、左树声等几位天津足球元老的聚会。

李元魁2016年做了胆囊摘除手术,去年又做了一次疝气手术,今年腿脚不便,走路得扶拐杖了。从南开区王顶堤的家中到河西区天津大礼堂,7公里的路程算是“远门”了。要搁平时,谁请他也懒得动了,但这一次他跟儿子李程说,人家来接,必须得去。

出门前,李元魁选了一条紫红色的真丝领带,西装是上镜时穿的那件“平驳头”。上午10点,天津大礼堂张灯结彩,党的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天津市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李元魁到了才发现,他的座位号是1楼1排10号,主席台正对面,市领导要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和他一起戴着大红花登台的还有陈予恕院士、石学敏院士等。

7月1日《天津日报》特刊“世纪辉煌,旗帜的力量“介绍了李元魁的事迹:“60年党龄,足球生涯跨越半个世纪,耄耋之年仍坚持为球迷说球……”

那段日子正逢欧洲杯,有球迷发现,87岁的李元魁还在说球。“跟年轻人聊球,我就特高兴,这个你们谁能给我?说实话,去哄重孙子玩玩也就这个意思,我的心情家里人不理解。”只要聊起足球,李老喜笑颜开,乐得合不拢嘴。

“我7月份和李老连线时,感觉他比我底气还足。”李元魁的忘年交詹俊,在喜马拉雅的播客节目中邀请李老做节目,“他有几年没有说球了,但他觉得如果还能说,哪怕是电话连线,也非常珍惜,让我赶紧把《体坛周报》和球队大名单快递给他。”

“欧洲杯24强本土教练有20位,前四名都是土帅。丹麦的尤尔曼,为什么在埃里克森受伤后还能让球队战斗力不降反升?值得我们思考!国家队应该用本土教练,他不仅要有专业能力,还要有组织和动员的意愿。我看了国家队的比赛,李铁行不行?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检验,要是行,就应该支持他。”8月22日,中国足协正式与李铁续约至2026年,短工变长工,这是对李铁执教能力的认可。

李元魁是很欣赏李铁的,2003/04赛季英超联赛第15轮,李元魁和詹俊解说了埃弗顿同曼城的“中国德比”。李元魁说:“埃弗顿上个赛季成绩不错,和莫耶斯中场的用人有关系,李铁很有责任心,他是个安分守己的球员。”

网上几乎搜不到任何李元魁评价中国足球的言论,他也讳谈职业化后的天津队。1998年,健力宝队从巴西回国,李元魁接受采访后遭到了误解:“当年天津的孩子集中去新华路体校训练,我是技术指导,(张)效瑞技术最好,商毅年龄最小,我印象很深,我们只管练不管选。记者问我对商毅去北京国安这事怎么看,我说只能表示遗憾。节目播出后有人提醒我,说老李你说话要注意影响。”

例外的是,今年4月25日,距离中超联赛第二轮天津津门虎和长春亚泰的比赛还有4天,李元魁像往常一样在家听天津交通广播的《球迷沙龙》,一位老球迷由前几天津门虎惨败上海海港说到了1972年的全国五项球类锦标赛。

知音难觅,李元魁激动地抄起电话打进球迷热线,“我是当时的主教练,我向那时的球迷们道歉,那一次前六名进决赛,最后一场比赛因为我的换人失误,0比1输掉了比赛,得了第七名。”

同时他也公开谈了对津门虎的看法:“于根伟提出了团队、拼搏、奉献三个精神,我觉得第一场打出来了。不能只看比分,1958年我们也曾输给四川1比8。于根伟从运动员到管理俱乐部,他把足球当成事业,这是很高贵的事情。能把球队组起来很不容易,应该发扬左树声提出的‘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生’。我打这个电话就是向教练组表达敬意。”

于根伟听说后非常激动,俱乐部微博转发了节目录音并郑重回应:“会紧握天津足球接力棒,好好传承。”随后的比赛里,球队拿到了赛季第一分。

于根伟本想从苏州回津后找机会谢谢老人,可就在8月13日,李程中午去给父亲送饭时,李元魁精神还非常好。儿子跟往常一样询问李老有没有想吃的美食,老人总是乐呵呵地回应道:“你们吃啥我就吃啥,你们做的都好吃。”等傍晚再过来的时候,老人已经走了。

那天下午,于根伟正带队备战第一阶段最后一场比赛,训练完看到手机消息时他简直不敢相信,直到晚餐后,他静下心来发了一条朋友圈:“1993年我进入天津足球一线队的时候,李老在俱乐部做竞训管理工作,这些年来有幸得到过李老很多的提点。今年初津门虎队重新集结出征联赛,最困难的时候,李老又主动发声支持鼓励我们,带给我们莫大的鼓舞。曾经的一切都在心里,李老千古。”

“他戴着棒球帽,穿着西服躺在那里,前段时间还在谈笑风生,怎么突然就走了?”8月14日,前来吊唁的人一波又一波,苏东始终守在那里,眼圈一直泛红。“我和李老亦师亦友,看他躺在那,阴阳相隔,我特别难受。”

接受网易体育的采访时,詹俊数度哽咽。2017年2月12日,乐视体育直播伯恩利与切尔西的比赛,这是83岁的李元魁最后一次和詹俊搭档解说英超。当球迷以为李元魁不再说球了,没想到一年后在咪咕世界杯的直播中又听到了“李元魁式洞见”。

德国队和墨西哥队比赛开始不久,李元魁说:“墨西哥的区域防守战术和冰岛相似,纵深防线看似松散,但通过传球串成一体。德国队的跑动不积极,缺乏大阔斧的进攻锐气,局面很难打开。”在他看来,德国队输球 “结果冷门,过程并不冷门”。

李元魁说:“詹俊和苏东是我的良师益友,在体育解说这条路上,我也有领路人。”

国家白队1957年来天津时,天津“七一二厂”正在抓紧研发 “华夏第一屏”北京牌电视机,那个年代,球迷还得通过“半导体”听球。

李元魁和刘荫培都是北京人,普通话标准,每逢不上场比赛,就会被现场做报道的天津电台体育记者王兆德请去一起评球。后来电视机普及,在天津电视台主持人蒋群的邀请和鼓励下,李元魁走上了电视评论席。

黄健翔回忆:“1995也许是96年,某次去天津现场解说甲A或者是什么别的比赛,曾有幸与李老合作过,受益匪浅。还特别讲了两位天津名将的段子,令人捧腹之余替中国足球的未来忧虑。如今,那些未来已经成为过去了。”

在那之后,蒋群和李元魁协助香港卫视体育台转播天津队的甲A比赛,并认识了往返津港的主持人刘勇。“我是半个天津人,我就生在桂林路26号。1993年我从TVB跳槽到了香港卫视体育台,在天津,蒋群向我引荐了李元魁指导。我问我父亲,您认识李老吗?他说:太认识了!”

刘勇做主持人前,曾代表中国香港篮球队参加过亚锦赛、亚运会,他的父亲刘兆华是上世纪50年代天津篮球鼎盛时期 “五虎将”之一,被誉为“中国扣篮第一人”,刘兆华年轻时和李元魁同吃同住同训练。

“李元魁相当于是我的叔叔,他普通话好,思维清晰,不仅在天津,周边的甲A主场我们一起去解说。1998年卫视体育台中文服务部又和ESPN合作ESPN STAR Sports(ESS),这次工作地点搬到新加坡,我就向陈尚来‘来哥’推荐了陈熙荣指导、李元魁指导、马林指导三位名宿一起过来讲球。”

1999年,李元魁初到新加坡,他一开始对欧洲联赛的电视转播节奏还不太适应:“说老实话,有两次对我刺激很大。有一次解说英超,射门打在边网上,我说进了,而且连说了三次,可慢镜头显示没进,苏东跟我说别着急,会有慢镜头,我记住了。然后是一场意甲比赛,突然下大雾了,我看不清楚球,就等着慢镜头,可是哪有慢镜头啊?苏东就一直在介绍背景,我哑巴了。”

苏东现在都还记得那天的场景:“转播间空调很凉,出来后我看他一身汗,李老第一句话就说‘这大雾天怎么说球’?”那时李元魁已经67岁了。

李元魁评价自己这一辈子,爱动脑,不爱动笔,但有两次例外,一次是参加国际足联高级教练员培训班,一次就是为了解说足球做功课。

刘勇、苏东、詹俊对李元魁的评价不谋而合。2001年9月,詹俊来到了ESPN,第一场比赛就是跟李元魁解说曼联对伊普斯维奇的录播。

“以往我在广东台搭档王泰兴老师,我算是嘉宾。直到遇到李元魁指导,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全新定位——专心做主持人。”詹俊初来乍到,李元魁和陈熙荣就把他们合租单元里空着的书房誊出来,老中青三代同住在一起了。

李元魁随会用红、蓝色两支笔,外加一把尺子,把球队阵型图,战术跑动线路,球员活动范围以及积分榜升降曲线画出来,有点、有线、有面,有数据、有分析、有评论。

在英超解说员马丁·泰勒眼中,足球解说员的样子是“解说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我距离下次直播还有三周时间,我就会花所有的时间来准备。”刘勇就珍藏着一张英超杯时和李元魁、马丁·泰勒的合影。如果不区分AB角色,仅从年龄和敬业上讲,李元魁就是中国的马丁·泰勒。

这一点,与李老认识超过20年的苏东深有体会。2010年春节前,苏东邀请李元魁到CSPN解说非洲杯赛,李老在电话里一口回绝了,苏东第一反应是老师是不是生他气了,“前几天不是还好好的,是不是李老对我有意见了?”

“过了一个礼拜李老给我打电话,说你那边如果没找人,我就过去跟你说。等李老过来后,我就问李老前两天是不高兴了吗?李老说他对这些球队我都一点不熟悉。我说现在你就了解了吗?李老说他找了找资料,都能找到,估计能说。我说那时候你怎么不答应?他说如果先应了,又不到资料,那不耽误你的事儿嘛。”

”此言一出,粉丝马上就在BBS上开怼了:“你们俩算老几?”结果,圣诞节密集赛程到来前,弗格森竟然真的宣布让C罗回家休息!现在还能查到当时英国媒体的爆料,因为客场被富勒姆逼平,曼联错失追赶切尔西和阿森纳的最佳时机,史密斯在更衣室指责C罗过分粘球搅乱了全队节奏,两人由口角升级到肢体冲突。

回过头看,那一年C罗刚拿了欧洲杯亚军,奥运会也有不错的表现,难免心高气傲,况且2003年圣诞节,弗格森也特许18岁的C罗回马德拉岛看望母亲。“李元魁式洞见“既有李元魁对弗格森的了解,也有自己做过球员、做过教练的同理心。

2001/02赛季斯塔姆离开曼联后,失去搭档的韦斯·布朗总是找不到感觉,李元魁巧用俏皮话形容他:“二小扛房梁,卡住了。”

他认为韦斯·布朗再这么踢下去的话,上场时间就不保了。回看数据,韦斯·布朗欧冠出场次数逐年下降,联赛从上赛季的28场下降到了17场,这期间他膝伤复发,之后又伤脚踝,2002年虽然入选了韩日世界杯英格兰队大名单,但没能登上历史舞台。

1953年10月的一天,19岁的李元魁正在北京青年队训练,教练通知他到“中央体训班”报道。家人都以为只是换个单位而已,没想到,“中央体训班”在天津。

李元魁回忆,大约是10月10日,到天津时已经是晚上了,他和队友在民园大楼旁边的重庆道100号的楼道里将就了一晚,几天后,被正式安排住进了幸福里(现兴富里)。2013年,笔者曾陪李老故地重游,在即将改造完成的民园广场留影,路过重庆道100号,那已经是一家咖啡厅,老人说此100号非彼时100号,但坐下来,他用一下午的时间回顾了过往。

11岁那年,家住北平的李元魁挤在太和殿前的人群中亲眼见证了日本投降,就在那时,因为一次滑垒中伤到手腕后, 他改练了足球,并进入了当时北京有足球场的中学崇德中学(北京第三十一中学)。

1951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选拔第一代国家选手成立 “中央体训班”(国家队前身),选手们第一年借住在燕京大学学生宿舍的阁楼上,转年又搬到北京先农坛体育场简陋的看台下。

《体育之子荣高棠》一书记载:“时任文委主任在中央体委成立当天(1952年11月15日),遵照副总理的指示,召集荣高棠、黄中同志座谈,就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亲自动手给周恩来总理写了报告,其中,第二条就提到‘原来体育总会办的训练班,现无住处,拟请批准在天津市买两所房子’。”《天津体育》杂志显示:“国家体委特意买下天津市和平区重庆道100号、桂林路26号及重庆道幸福里17号的大宅院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央体训班。”

所以,李元魁就和当时第一批足球、篮球、排球、体操、游泳、田径、乒乓、羽毛球、武术等9个项目的国家选手来到了天津。

“当时我们分两批去,3月份张俊秀他们先去的,我是8月份那批去的,我记得主力队员还陪着人家匈牙利队员热身。那时匈牙利是世界杯亚军,有普斯卡什、柯奇什、博希克、希代古蒂和格罗希奇。”

李元魁很愿意给晚辈讲在匈牙利的见闻,天视体育的王寅初说,每次接送李老,在车上都是听故事的时间:“我问李老,普斯卡什真的有传说的中的那么牛吗?李老说真的特别牛!怎么牛呢?李老说他左脚特别牛,速度特别快。之所以叫‘飞奔的少校’,是因为普斯卡什为军队俱乐部效力,是带军衔的,谁见到普斯卡什都得敬礼,那才叫‘球霸’。”

那时匈牙利‘全民足球’,有一天,李元魁看到匈牙利国家女子手球队训练完了也踢足球,颠球比他们颠的还好。学成归来的这批运动员水平提高很快,随即在全国比赛中和地方队拉开了差距,并组建国家红、白队备战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

1957年4月2日午后,23岁的李元魁和年维泗、张俊秀、张宏根等师兄弟在北京先农坛道别,几个小时后,时任天津市市长李耕涛在天津站迎来了国家白队14名队员,这支队伍转年成为天津足球队。“国家精简机构,决定将白队‘下放’天津,红队备战奥运选拔赛。我们14个人里只有运动员王金凤和队医是天津的,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kangtengguojijituan.com/,欧洲杯苏格兰这个队伍后来出了两任国家队主教练,——曾雪麟和苏永舜。”

李元魁在1957年至1961年间,三次代表天津参加了全国足球甲级队联赛,获得一次第二名和一次第三名,还代表河北队参加了第一届全运会,获得亚军。1958年,李元魁随天津队出访亚非三国。

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李元魁的大儿子李程出生,他找出在匈牙利用一年的津贴费买的照相机,骑着自行车去了郊区,用相机换了100个鸡蛋。1961年,27岁的李元魁选择退役,他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完成了南开中学队、天津青年队、天津二队的“三级跳”,1964年进入天津队教练组。

1969年,李元魁又和曾雪麟一起搭班子,开始执教天津一队。曾雪麟1972年调回北京后,李元魁带队参加了全国五项球类锦标赛。之后又担任天津队领队,前国脚陈金刚清楚地记得:“1978年,我20岁,从青年队调入一队,一共四个人去的广州。那时主教练严德俊刚回来搭班子,李导是领队负责管理。他懂业务,尤其是教练员和运动员心理。那时候年轻队员想融入球队比现在难,论资排辈,李导观察我们的内心变化,训练完了谈心。”

仅用了一个赛季,陈金刚从轮流上场的球员逐步成为队内主力前锋。和陈金刚同龄的左树声也能随口道出往事的细节:“那天下午踢河北队,我上午发烧了。教练问我能踢吗,我说这有嘛了,踢啊。李导就去医务室了,安排药,一上午他死盯着我,吃药了吗,量体温了吗,感觉好些了吗?他是很细致,很科学的。”

1978年,李元魁接替丛者余挂帅毛里塔尼亚的俱乐部队,李元魁说在非洲的日子简直就是奇遇,在塞内加尔,他抗议说球队大巴怎么连玻璃都没有?结果被批评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李元魁申请国内援助几个训练球,结果还没到货,球在船上就没了。

1981年他被调到天津一队, 1983年五运会上志在争冠的天津队获得季军,那是李元魁带队距离冠军最近的一次。之后,他又带过天津女足。李程回忆:“我父亲常年不在家,即便在,每到冬训,就去昆明了,别的队也都走了,体育场周围空荡荡的,有一次我父亲听说看场院的人给我送饭吃,他特别内疚。”李元魁只会和很熟悉的人谈起家庭生活,总觉得亏欠儿子太多,希望让晚辈过上好的生活。

五运会结束,李元魁暂别足球,在市体委训练科分管网球、垒球等工作。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李元魁指导又回到了他熟悉的足球领域。1993年,施拉普纳的国家队到天津踢热身赛,搜达足球合伙人陆洋回忆:“中午跟同学过去追星,到了民园看到工作人员便问国家队在哪儿。

一位精神矍铄的白发老者路过,耐心地为我们这帮孩子一一解答,身边人一脸不屑地用天津话说:‘早国家队儿?你们谮有眼无租啊!知道介四谁嘛!’那是我第一次和李元魁指导见面,当时的懵懂少年才开始慢慢从故纸堆里搜寻那支国家老白队名宿的故事。”

若干年后,当时的中学生成为某门户网的副总编辑,邀请李元魁来说球时,还绘声绘色学起了那句“有眼无租!”,李老开怀大笑。

李元魁记得那是1993年5月13日“天慈杯”,别说冲出亚洲,国家队打天津队都费劲,连民园体育场怕是都冲不出去了。随后,中国男足兵败伊尔比德,但之前的红山口会议,已经定下了四个方向,暨中国足协加速实体化进程、地方足协逐步实体化、推动职业半职业和业余足球俱乐部的建立、1994年起开始施行俱乐部赛制。这些,李元魁都经历了。

1999年,早过了退休年龄的李元魁上有老下有小,母亲也已经八十多岁了,需要他照顾。詹俊记得在新加坡,李老总是烟不离手,“那个时候李老最难的还是事业与家庭的抉择,他很有责任心,最后还是选择继续做跟足球有关的事业,孤身一人下南洋。”在接受网易体育的采访中,詹俊提到最多的一个词是“责任心”,共出现13次。

李元魁的责任心很大程度上也是事业心,他第一次抽烟就是从曾雪麟手里接手天津队主教练职务的那个晚上,压力很大和老队员聊天,借烟消愁。新加坡之行,一方面也再次证明了李元魁在足球方面的造诣,一方面还有不错的报酬,这么多年一个人,这一走还能换一个生活环境。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李老对于足球的热忱。和在北京的兄弟姐妹商量后,李元魁决定把老母亲安顿到北京的养老院。

李程说:“我小时候父亲常年外出,我和奶奶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很深,但我父亲、叔叔、姑姑怕耽误我工作,就想了这么一个权宜之计。但是奶奶在养老院后来摔了两次,92岁去世的。后来我们爷俩每聊起这个话题,我父亲都会‘找补’一句,‘如果当时不去新加坡,奶奶不送到养老院,可能活到100岁’。”

刚随中国香港代表团从东京奥运归来的陈尚来,了解这一切,看到李元魁去世的消息非常难过。李元魁曾经很感谢先后在香港卫视体育台和的ESPN STAR Sports中文部都担任过管理工作的陈尚来,李元魁觉得自己是一个退休老人,陈尚来的邀请让他受宠若惊。加上陈尚来本身就是香港体记协会主席,也是知名的“讲波佬”,所以李元魁更感到这份托付责任重大。

刚到ESPN的李元魁,许多东西都要从零开始,苏东印象最深的就是李老用电脑:“李老自己拿小纸条抄下密码,用食指对照键盘一个一个敲,敲好坐在那等了半天。实在不行了,看我路过,突然喊我‘苏东,我输入的密码是不是不对?’我说李老你得摁回车啊。”

“在ESS,工作人员都叫李元魁李爷爷,‘李爷爷,我们来帮你啊’。‘不用管我,不麻烦你们啦’。”

所有人都觉得“李爷爷”好,有人主动把看到的英文讯息读出来,李老记在本子上,还有人主动给李老打印些中文网页,李老看不清楚也不好意思跟人家讲,还有一位编辑,本身身体不太好,但只要李元魁来做节目,他就一定来上班。“希望李爷爷有需要时能帮到他。”李元魁晚年时依然能记得那些同事的中英文名,他说和年轻人学东西(如电脑iPad等),让自己也变得年轻了。

2007年,ESPN没有拿到英超的版权,73岁的李老选择回国。三个大箱子,里面有很多手写的资料,有人说这么重还要付托运费,李老淡然的说:“这都是一笔一划写出来的,也许以后用得上。”

苏东曾建议那些资料以后请别人帮着运回去,但李元魁坚决不麻烦人。刘勇说他就从来没见过李元魁麻烦过别人。“我们刚到新加坡时,还没有什么快递。我那时候每周飞北京,我问李老要不要顺路带什么东西,他说什么都不用。我们在外面,难免会托人捎带点东西的,李老从来没有让我带过任何东西。”

李元魁在新加坡工作的同事们都很怀念和李老相处的日子,那时他几乎不参加聚会,不是因为不合群,因为他就怕大家把他当长辈,处处照顾他,

李元魁回国后,不管在哪个平台解说,都不要求接送站,更不提酒店档次,大部分时间都是坐京津城际往返。2018年世界杯,与他合作的说盟体育跟他“讲条件”。

“必须住进我们给他租的两居室。为此平台还给李老请了护工,有同事专门给他找资料做助理,请他的大儿子过来一起住了。”李元魁觉得这样太麻烦别人,但说盟体育创始人杨斐觉得,既想给老人一次完美收山之作,又担心他的身体状况,真心怕他累着。

送别的那天,詹俊瞻仰遗容,“可能是李老觉得累了,他可能是想休息了,所以他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自己在睡梦中就去天堂了,李老一辈子都是这样。我跟李导情同父子,他是我的老师,又是事业上的好搭档。我希望自己能够像李导一样,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做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人。”

苏东说:“作为我们年轻一辈,解说这行说高尚是追求,但对李老来说是享受。他会有一些不遂人愿的东西,他有苦闷,也发牢骚,但又看得透彻,总会一笔带过,对外人永远报以微笑与乐观。他的投入,他的专注,只有内心强大才做到。”

前天津队队医马智是李元魁生前见过的最后一位老朋友:“他住的离我这很近,那天进了工作室就跟我大大的拥抱,说起上次见还是几年前我儿子结婚。握手时感觉他肌力还行,而且精气神特别好。我说您这腿得练,他大笑,你还让我练,我都练了一辈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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