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亚app最新下载倾听世界尝试与争议

前些日子全国各地气温酷热,突然就想起了1980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

当年电视还没普及,大多数人看不到片子,但片中两首歌却不胫而走。一首是《太阳岛上》,成就了年轻的歌手郑绪岚。另一首则是《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作曲是王立平先生,此前,他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潜海姑娘》谱写的那一段用夏威夷吉他主奏的音乐已经广为流传。以今天的观点看,《太阳岛上》和《潜海姑娘》已经开始了“流行”手法的尝试。

王立平先生运气较好,《太阳岛上》甚至成为“一首歌带活一座城”的典范。另一些作品就没有那么幸运,如《军港之夜》《乡恋》《小螺号》等等。其中,《乡恋》《军港之夜》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乡恋》是为电视片《三峡传说》所做的主题歌,原来的作品未免还有点“高强硬响”,经过导演马靖华和作曲家张丕基、歌者李谷一协商修改而成最终版本。播出后赢得听众的喜爱,却引发了激烈的批评。苏小明演唱的《军港之夜》及当年有“小邓丽君”之称的程琳演唱的邓丽君歌曲及《小螺号》,一样受到了尖锐的指责。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第一盘盒带制品《蔷薇处处开》的演唱者朱逢博老师,也同样站在了风口浪尖上。这些作品成为当年中国音协召开的著名的“西山会议”的活靶子。以此为契机,两年后中国音乐机关刊物《人民音乐》编辑出版了一本名为《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小册子,集中了对当时“黄色歌曲”即流行歌曲的批判性意见。

记得当年有一天,同学吴友苏叫我到她的宿舍去。进了门,只见窗帘拉得满屋黑黑的。瞧我的表情,她笑着指了指桌上那台老式开盘录音机:“邓丽君的,我记词,你记谱子。”那时候最早的“板儿砖”式盒带机刚刚上市,最早一批260元,没多少人买得起,我很奇怪谁能把盒带转到开盘带上。

当时记了几首,可能已经是转录多次,不是很清晰,有些词是蒙的。多年以后我采访王酩先生,他笑着说他和几个作曲家朋友当年也是这样,门窗紧闭,音量压低,偷偷地琢磨邓丽君歌曲的写法特别是配器手段。

邓丽君这时候已经风靡大陆南北。由于她演唱的歌曲有近三分之一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代曲”,因而毫无疑问地成为批判的对象。但这并没有阻止她的歌曲以翻录形式流传。她的唱法影响了整整一代内地歌手,从南到北出了一批“小邓丽君”,如广州的刘欣茹、北京的赵莉、东北的段品章等等,连声音个性极强的田震唱起邓丽君的歌来也是惟妙惟肖。

争议归争议,海外的音乐资讯通过电视剧、电影的引进,通过早期来华留学生的传播等渠道大量涌入,全面改变了大众音乐生活的格局。光是一个印度电影《流浪者》,我一个同学就看了七八遍。至于电视剧《霍元甲》的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更是第一次把粤语歌传遍天下,也成就了内地版配唱的广州歌手吕念祖。

此外,西德电影《小小少年》的主题歌《小小少年》和《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也随着电影风靡一时。日本电影《人证》中的《草帽歌》是多少青少年弹吉他翻唱的样本,而《杜丘之歌》进了相声演员的段子当中。《姿三四郎》主题歌让人们了解了日本的“原生态”演唱方式,至于被戏称为“稀里哗啦”的《拉网小调》则是当年男高音歌手“走穴”演出的必备曲目。有一个笑话说天津人刁钻,某次演出中当歌手使劲延长第一句的高音时居然站起来说:“介尼玛咱奏不鼓掌,憋死他。”

入学不久,学生会就成立了如同我中学时代一样大体上编制齐全的管弦乐队,早期是我和同学郭京春改编舞曲为同学们伴舞。记得学校曾很开明地通知:“跳舞是可以的,但不可以在教室、饭堂和操场上跳。”于是我们大大感慨中文的深不可测。

半年后,学校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毕业,新疆班的同学叫我去参加毕业PARTY。一个叫艾孜孜的同学给我唱了一晚上的新疆各族民歌,听到一首极为苍凉的歌曲时我泪流满面——那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原始版本。我与新疆的音乐之缘从此至今。

我后来的兴趣是如同插队时一样找些同学编演小合唱,记得比较得意的曲目有男生领唱合唱《星星索》,女声领唱、男生合唱的《红河谷》。其间又经历了一次我排练完的作品临阵换指挥的故事,我为此很是崩溃了一下,却也从此转变了很多,不再太热心乐队了。只是郭京春居然下了很大力气排演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欢乐颂》片段,至今还记得男中音即是日后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效愚,男高音是诗人阿坚。

邓丽君也火遍校园的时候,北京团市委和北京市音协召开了一个大学生座谈会,主题就是如何看待邓丽君。我去发了个言,会后《北京音乐报》——现在的《音乐周报》的吴扬老师约我写篇稿。我紧张得要命,改了不知多少遍,写了一篇文字感老气横秋的《为创造精美的演唱艺术而努力》。那是我写乐评的起点。

学生会负责人找我:“能不能开个讲座讲讲邓丽君?客观些。”我下了点功夫,准备了四个课时的讲座,自己东拼西凑地找些资料,大言不惭叫“中国现代歌曲发展史”。从“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开始,一直讲到邓丽君。有不少同学听了给我很多批评意见,记得一位老三届的同学告诉我:“当年的《七十五天》并不是你说的原创,而是从早期西北的‘盲流’歌曲改填歌词而来。”

在大学继续搞点音乐的好处是当年北京一些重要的演出能得到校学生会给的票,我那时是买不起的。其中一次是1979年3月,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率波士顿交响乐团与中央乐团在首都体育馆联合演出前的排练,我震惊于他那蓬乱的头发和表情极为丰富的指挥动作。此前的1978年4月,中国接待的新时期第一个来华演出的外国交响乐团,就是他率波士顿交响乐团在离钓鱼台国宾馆不远处、如今已不大受注意的红塔礼堂——当时据说是首都音响效果最好的地方——举行的三场演出。

同年10月,德国指挥家卡拉扬来北京的演出是好友李欣搞到的票。那次演出前后还出了不少故事,如因当时首都机场没有大型舷梯导致两个乐手摔伤的事故,如卡拉扬的火爆脾气等等。但这场演出对中国交响乐界及很多爱乐人的影响不容忽视,也对我日后成为一个伪音响“发烧友”是个重要的启蒙。

1981年底,法国电子音乐家让·米歇尔·雅尔首次来中国,在北京和上海举行了音乐会。我看到了挂满首都体育馆天花板一周的音箱,听到了在空中滚动的声音,感受到强大的电子音乐产生的声浪,当雅尔用手指拨动激光束发出乐声的时候,我和周围的观众都目瞪口呆。

毕业之前,和同学谢长朝在民族文化宫听了中央乐团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中间听到那段肃穆庄严的合唱时,我突然灵魂出窍,一切包括声音都不复存在。回到音乐中后,领悟到了老子说的“大音希声”,其实说的就是伟大的音乐可以让人进入“听而不闻”的审美境界。说起这一奇特的感觉,谢长朝告诉我:“那会儿你就像傻了一样,而我在那一段把所有的事情好像重新经历了一遍。”

回想起来,当年对打开国门后的中国人影响相当大的,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无论是“阳春白雪”的交响乐、芭蕾舞、歌剧,还是“下里巴人”的流行音乐。我们也在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冠军的时候,高喊着“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向大学时代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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